1950年6月24日晚上11点，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这一事件仿佛为蒋介石的政权带来了“反攻大陆”的一线希望。蒋介石对此感到异常兴奋，几乎忘乎所以，他立刻召见了台北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指示他让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与当时的“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共同商讨如何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反共运动，指控苏联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扩张”。
蒋介石的雄心不仅仅停留在舆论战，他甚至计划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派遣三万三千名国民党陆军参加朝鲜战争。随着蒋的决定，台湾全岛迅速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军方大规模地动员民众，在各自的宅院内建设防空掩体，甚至开展了多场大型防空演习，仿佛战争即将迫在眉睫。
显然，蒋介石不仅打算让台湾参与朝鲜战事，他还为可能与大陆军方发生直接武力对抗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连串的举措，让本已人心惶惶的台湾社会更加动荡。许多台湾的富商迅速将资产转移到境外，还有不少人纷纷携家带口前往国外，逃避可能的战火。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禁止35岁以下的台湾居民随意出境，除了留学和公干以外，其他出境行为一律被禁止。
展开剩余77%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国政府对于台湾是否应当派兵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并未作出明确肯定。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认为，如果台湾出兵朝鲜，必然会给中国共产党提供借口，声称美国在干涉中国内政，从而名正言顺地派兵介入朝鲜。更糟糕的是，苏联作为中国大陆的盟友，可能也会卷入这场冲突，这将使朝鲜战争迅速扩展成全球性的对抗，甚至可能波及到欧洲，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当时，美国的利益主要集中在欧洲，若全球战争爆发，极有可能危及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经过深思熟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采纳了艾奇逊的建议，否决了蒋介石希望台湾出兵的请求。这一回应令蒋介石极为失望，甚至气得脸色苍白，心头积压的不满与愤怒难以抑制。
然而，更让蒋介石忧心忡忡的是，英国和印度等国开始对美国施压，要求以驱逐台湾代表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为条件，推动朝鲜停火。这一国际局势的变化，令蒋介石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就在此时，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先后两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指控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并批评美国轰炸中国东北是故意扩大战争，他强烈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美国侵略，并要求撤回所有驻朝美军。
联合国安理会最终决定将周恩来的控诉与美国请求调查的议题列入下次会议的议程。这一决定无形中增加了台湾在联合国中的压力，意味着国际社会逐步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挑战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窃取的席位。
在这一关键时刻，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与蒋廷黻绞尽脑汁，试图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台湾，维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期间，安理会和9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议题愈加尖锐，形势愈加紧张。顾维钧虽然不是台湾在联合国的正式代表，但他频繁穿梭于华盛顿与纽约之间，四处与蒋廷黻和滞留纽约的宋子文等人商讨应对策略。
就在局势看似更加扑朔迷离时，加拿大代表提出了一个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报告。这一提议暂时让台湾当局和美国松了一口气。
然而，局势依然复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台湾的局势更加紧张。中国代表伍修权终于在联合国讲坛上亮相，而英国首相艾德礼也亲自前往华盛顿，和杜鲁门进行面谈，提出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作为朝鲜战争停火的谈判筹码。
在这一“十万火急”的关键时刻，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表现得极为活跃。他不仅频繁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还通过妻子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塔夫脱进行紧急会谈，希望通过影响白宫的决策来改变局势。似乎他的努力取得了些许成效，艾德礼的华盛顿之行未能达到最初的预期目标。
然而，台湾方面的好运很快便告结束。随着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辞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台湾的形势愈加严峻。到了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令蒋介石大跌眼镜的是，艾森豪威尔虽然有着军人背景，却对朝鲜战争缺乏兴趣，他更倾向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最令台湾方面绝望的是，艾森豪威尔与艾奇逊的看法完全一致，同样坚决反对台湾派兵介入朝鲜战争。此时，蒋介石的“光复大陆”梦想彻底破灭，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无援愈发显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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